第192章

                                    韩愈"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这就使他在生活中多看丑恶而少见美好。韩愈以丑为美一方面是为了以此出奇创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半世穷经的生活容易造成审美的变态心理。韩诗晚年趋向和平淡薄更说明他那些力大思雄、古奥险怪的长篇多是穷年困守科场的产物。舒芜文把韩愈的诗歌特点概括为两个："一是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的境界，追求'不美之美'；一是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这是"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是诗人韩愈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而所谓"狠重奇险"的境界，是指韩愈把那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平凡的东西，乃至'什么也没有'，都被艺术的强力纳入诗的世界，使之成为'反美'的美，'不美'的美"。所谓"语言风格的散文化"，是指韩愈在诗中"有时表现在造句的平直浅白"，"有时又表现在造句的简括凝练"，"有时又表现在语气纡徐委曲"，"有时还直接运用散文里才常用的语助词"或"在本来完全不需要介词的地方，故意用上散文式的介词，诗语气显得硬健"，"还表现在'古文'式的'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等，使诗歌形式上，形成"反对称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

            陈允吉文在受到近人沈曾植和当代学者饶宗颐关于韩愈诗歌与佛教有关的观点的启发下，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论题。他认为唐代寺庙壁画中的"奇踪异状"和"地狱变相"对韩诗艺术形象的构思和塑造也有很大的影响。韩愈正是借鉴和运用它的创作经验，在开拓诗歌的艺术形象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他的这一努力，同其它诸方面的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气派，以其鲜明而不可替代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立下了一块路碑。"

            王宏图文从个性、情感、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考察了韩愈诗中所展示的"独特鲜明的情感世界"。他认为，"这种种情感特征及其发展流变构成了他别具一格的情感模式"："执著于现实和人世，总是将自己与整个社会、族类的发展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急切地渴望建功立业"，这是韩愈"全部诗歌回旋着的一个主旋律"；而"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伤感、悲感和怨愤"，"不时流露出对隐逸山林、逃避尘世的向往"，则是他诗歌的情感模式中的另一面。"韩愈感情模式中的两大构成因素，在其情感世界的发展流变中，相互对立，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不断地发生冲撞和抗击，形成了极为强大的心理驱动力"，"形成了诗人情感结构的动态平衡，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被赋予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感魅力。"我国古代许多作家，存在着与韩愈类似的情感模式，它是"中国抒情作品在传统文化制约下形成的母题之一"，"这种情感模式形成了带有很大惰性的心理定势，封闭、凝滞的特性十分显著"，而这又是与"以儒道为核心的主体文长期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分不开的。

            余恕诚文首先批驳了把韩诗之变仅仅归结为形式技巧问题的流行观点，随后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第一是韩愈的历史使命、心境与韩诗的深层特征。韩愈赋予自己弘扬儒学，以儒学从政并领导思想斗争的历史使命，形成强烈入世的人生态度和顽强的个性，这种使命感和心态使得韩诗充满矛盾冲突之美，踊跃躁动之美。其二，韩诗的深层特征影响了其意象、语言、结构，促成意象瑰奇突兀，语言结构散文化。其三，世运变化对文运的影响，主要辨析了韩、白先后主盟诗坛、韩诗与宋诗的关系问题。

            王自周文从文学语境这一角度，探讨了韩愈诗文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论文指出，韩愈的诗文创作有着独特而怪异的文学语境，其主要表现是语义片断场景的独异和修辞手法的个性化选择。韩愈诗文文学语境的文学实践远远脱离了传统中国文学情志观念的单纯表述，而有力地转向了对意志力量的生命感受的抒写，这是韩愈独特的个性人格和中唐这一特殊时代交相碰撞的结果。

            其次，还产生了不少视角各异、见解独特的文章，如阎琦的《韩愈的议论和以议论为诗》、《论韩诗奇崛的艺术风格》、霍松林的《从〈山石〉看韩诗的本色》、李光富的《略论韩愈的平淡风格》、梁德林、陈列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吴晟的《幽默：韩愈诗文的另一种美学风格》、王玮的《韩愈的幽默》、马重奇的《韩愈古诗用韵考兼与白居易古诗用韵比较》、姜光斗的《论李白对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陈永正的《韩愈诗对岭南诗派的影响》、张清华的《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愈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李一飞的《韩诗"以丑为美"说》、杨国安的《从意境到气势的转移――韩愈诗派研究之一》、〖日〗下定雅弘的《试论韩诗的诗体变化》等。

            其中阎琦前文认为韩诗中的议论有得有失，尚不如杜诗的议论来得齐备和完善。对于其诗中的议论，应该具体地去分析，总结其得失，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文章还将韩诗中的议论分为四种情态：第一，议论以形象化的语言出之，第二，议论以凝练的语句出之，第三，议论为全篇的结穴处，第四，议论为感情郁结之后自然的喷发。霍松林文则指出，对于韩愈的诗风，不能以"奇险"或"险怪"作笼统的概括。如《山石》，"尽管别开生面，自成境界，却不以奇险见长，而是文从字顺，不假雕琢，雄厚博大，俊伟清新"，这是韩诗的"本色"。

            李光富文发现韩愈诗的风格在元和五、六年以前是"奇险"与"平淡"并存的，此后则日益平淡。被贬潮州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梁德林文则认为韩愈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直朴到奇险、又从奇险归于平淡的发展变化过程。韩愈诗歌的本色，与其说是奇险，毋宁说是平淡。

            吴晟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韩愈诗歌中的"幽默"风格，他认为韩愈诗文的幽默风格主要通过比喻、夸张、反衬、对比、漫画式、戏剧式、寓言式等艺术手段来实现。这种美学风格有两个主要特征："寓庄于谐、寓悲于喜"和"为情造文"。韩愈的幽默之作多数是与密友的酬赠之作。他们关系密切，谈吐随便，无虚伪客套，无诗教约束，情之所至，率然成章。这种敞开灵魂，"真率之相不掩"，充分表现自我的风格，正是韩愈作品幽默的内核。

            下定雅弘文旨在研究韩愈一生诗体的变化技巧原因。他把韩愈一生创作的诗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贞元二年至贞元十八年），全部是古体诗，共42首；第二个时期（贞元十九年至元和七年），古体诗占优势，105首，近体诗32首；第三个时期（元和八年至长庆四年）近体诗占优势，131首，古体诗64首。可以说韩诗的诗体变化和他的仕途生涯有着紧密联系。第一时期和求官时代相对应，第二个时期和下级官僚时代相对应，第三个时期和高级官僚时代相对应。而且随着每一个时期作为官僚身份意识的变化，古体与近体的创作比例也有明显的变化。

            另外，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学界还展开过一次关于韩愈"以文为诗"的讨论。人们当时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韩愈是否"以文为诗"，其具体表现如何？二是"以文为诗"到底好不好？

            关于第一点，不少论文认为笼统地说韩愈"以文为诗"是不合实际的。如程千帆认为："以文为诗不仅不是韩诗唯一的艺术手段，就是作为诗人所拥有的主要艺术手段之一，他所涉及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韩集只是有部分作品存在着以古文为古诗的情况，尤其是七言古诗。"而以古文为古诗，概括起来，"一方面是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诗，另一方面是以在古文中常见的议论入诗。"江辛眉在《论韩愈的几个问题》中把韩愈的"以文为诗"的表现分为三条：（一）散文化的句式，在韩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二）大量虚词的应用。一些主要的文言虚字，在他的诗句中间几乎是使用遍了。（三）在布局、构思上处处有文章的脉络，即"以文章的气脉入诗"。阎琦的《论韩愈的以文为诗》则指出"以文为诗"在韩诗中的体现：多赋体、以古文章法为诗、以古文句法为诗、以议论为诗、诗兼散文体裁等。

            关于第二点，程千帆认为："以文为诗和以诗为词一样，表现了古典作家在艺术上打破常规，布局一格的创造性"。江辛眉认为，韩愈以文为诗"开拓了宋诗侧重理趣的先河"，"在很大程度上给诗歌以更大的自由，增添纵横驰骋的气势"。阎琦则认为韩愈"以文为诗"丰富了诗歌的创作手法、扩大了诗歌题材、促进了诗歌体裁和语言的解放自由，但"也予后代以不良影响，但这不是以文为诗必然的、不可免的缺陷，诚如其他创作也可能产生弊端一样，我们不能由这些弊端存在便说这些手法不能用"。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再版前言》则认为："韩愈的'以文为诗'，其部分作品具有流畅平易的特点，与六朝以来浮艳萎靡的诗文形成鲜明的对照，也确实扩大了诗歌领域。但这种古文式的语言，当然有它的缺陷：其一，有些诗篇几成押韵之文，特别是那些古文中常用的虚词，出现在诗中，几乎不象诗句；其次，有些诗长篇议论，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显然不符合写诗规律，缺乏诗趣；其三，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作诗，铺排堆砌，晦涩呆钝，加上诘屈聱牙的僻词怪字，饾饤满纸，这就损伤了诗的真美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