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其中，人们讨论得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有：

            家世和籍贯  关于柳宗元的籍贯，学界有  "今山西永济县"和"今山西运城县"二说。

            吴文治《柳宗元评传》说："现在山西省的永济县，在唐代叫作蒲州，也就是唐以前的河东郡，这是柳宗元祖祖辈辈所居住过的家乡。"孙昌武《柳宗元传论》在认为柳宗元的祖籍在"唐代的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西南）"，柳宗元的叔父曾"邑居虞乡"，"虞乡本来是解县异名，到唐时才分别设县"。

            柳宗元学术研究会考察组《考察活动汇报》通过实地考察和对有关地理沿革的分析，认为柳宗元的祖籍为今山西永济县虞乡镇。1996年，周庆义发表了《柳宗元家世与籍贯考》，再次提出了柳宗元的祖籍应是唐时解县即今运城市解州镇的说法，批评了"抓住'邑居于虞乡'五字"认定柳宗元祖籍是虞乡是一种"歪曲的记载"。针对周文，谢汉强等又发表了《"河东解人"与"邑居虞乡"是统一的――柳宗元祖籍小考》，认为柳宗元集中所说的"河东解人"和"邑居虞乡"是统一的，"解"是指汉晋时的"大解县"，并非唐时的"解县"，柳宗元在此是沿袭历史旧称，而"邑居于虞乡"，  是"指明了变化了的现实的建置"，即其"祖籍在今永济市虞乡镇"。

            此外，在山西省地方上还有"夏县说"和"永济西文学村"之说，但这些说法多无太多的依据，只是口口相传。

            婚配和子女  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主要有：董明的《关于柳宗元的遗孤周六》、周凤章的《柳宗元事迹的一点辩正》、吴文治的《驳正〈柳宗元事迹的一点辨正〉――谨答周凤章先生》、李浩的《柳宗元婚配与子女考》、王辉斌《柳宗元妻室中的几个问题》等。其中周凤章文根据《全唐文》中柳宗元所撰的《亡妻弘农杨氏志》一文，断定"杨氏系杨凝之女，柳宗元的岳父是杨凝，而非杨凭"。吴文治文针对周凤章文关于柳宗元婚娶的观点，指出周文所提出的问题，从宋、明、清至近代，经许多学者论证考订，早已取得共识，而周文并没有提出新的材料，其观点难以成立。李浩文认为柳宗元夫人杨氏并非死于"足疾"，而是死于"孕而不育"的妇科病；贞元十五年杨氏去世至永贞五年，宗元在长安长达六年未婚娶，但在贬永刺柳期间，却反复诉说私生活之不幸与续娶之艰难，且先后与数名非婚女子同居，其中或有人所未知的隐情；刘柳唱酬诗中所提及的"殷贤"，当为宗元之女，咸通四年登进士科的柳告（字用益），当为"周六"。王辉斌文指出，柳宗元一生凡两娶；贞元十二年在长安与杨氏结婚为第一次，元和六年在永州与吕氏结婚为第二次。杨氏无子；吕氏生双胞胎二女及周六兄弟。柳宗元的第二次结婚具有明显而强烈的继嗣意识。

            交往和其它  关于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文章主要有卞孝萱的《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萧平汉的《吕温和柳宗元》、周寅宾的《柳宗元在衡湘以南的弟子》、周陆军的《武元衡不是使柳宗元远贬的参与者》、《武柳之间裂痕实在――与谢汉强同志商榷》、程志的《关于柳宗元与王叔文结识的时间》、杨慧文的《柳宗元和吕温》、何书置的《春风无限潇湘意――柳宗元在永州的交往录》等。

            此外，涉及柳宗元生平其它方面的文章还有谢汉强的《柳宗元柳州事迹考》、程志的《柳宗元任官一辨》、罗继祖的《柳宗元蓄妓》、杨竹邨的《从柳诗探求柳宗元来柳路线》、王良志的《柳宗元从桂林到柳的路线考析》、〖日〗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生卒时间辨》等。

            二、思想研究

            本世纪柳宗元思想研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本世纪上半叶，未见关于柳宗元思想研究的专著和专论，但人们在柳学著作和论文中探讨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潮。五六十年代，学界则对柳宗元世界观的本质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其政治倾向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保守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文革之中，柳宗元研究又被卷入"评法批儒"运动中，其思想被划定为"法家"思想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赞扬"。文革之后，学界除了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世界观的本质、文学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之外，还从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美学思想、教育思想、历史观等方面对柳宗元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作了新的研究。

            政治思想和倾向  周荫棠的《读柳文》是本世纪较早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作者于古仁人志士、文学家中尤推重柳宗元，说"夫文学结晶，乃柳之不期而获，其专心致志，实在于政，则其政治学说不可不知也。"他认为，柳宗元的政治学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曰，辟神权也；二曰，武力说也；三曰，德治也。"柳氏以为国家之成，君主之立，非受命于天，乃得之于人，原始人类，日以杀为事。必也强有力者出，威足以摄之，智而德者出，政足以怀之，于是人民相约而归心，政府用是而安定，力与德者，国家之要素也。"

            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对柳宗元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进行过讨论。黄云眉是较早用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柳宗元政治倾向和思想进行深入探讨的专家，他于1954年发表了《柳宗元的文学评价》，后来又出版了《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一书，他在文中首先对宋代以来许多人一直认为柳宗元因为依附了攘夺政权的小人王叔文所以政治品德低下的传统观点进行批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了柳宗元所参加的政治集团的进步意义，他认为柳宗元及王叔文党人在政治上代表新兴的中小地主，所以柳宗元的政治品德也同样是积极的、进步的。稍后，张岂之的《柳宗元的社会思想》、王永兴的《关于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也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类似的讨论。

            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中，柳宗元被说成是有唐三百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而定柳宗元为法家的依据主要是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序》中指出过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说"皆有以佐世"。在这种调子下，人们又大张旗鼓地褒扬了柳宗元反分裂、反儒等"法家"思想。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文革中出版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则几乎未受当时"儒法斗争"的影响，系作者数十年研读柳文的结晶，他在柳宗元思想研究方面，赞赏柳"取唯民主义以为政本"，该书在行文和用语等方面均与当时之思潮、运动格格不入。

            文革之后，学界除了对"评法批儒"运动进行拨乱反正，还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政治品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产生了一些言之有物、持论辩证的文章，如高海夫的《柳宗元"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生人之意"的社会思想》、鲍叔的《柳宗元的政治品质》、《试论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及主张》、郭瑞林的《试论柳宗元政治上的软弱性》、金言的《谈柳宗元并无"生人之意"这一提法――与孙昌武同志商榷》、孙昌武《柳宗元有"生人之意"这一观念》、郭绍明等的《柳宗元民论研究》等。

            其中高海夫文认为，"和韩、李主要着眼于恢复、强化封建的等级名分和专制主义统治不同，柳宗元、吕温等认为，要缓和当时日趋激化的阶级矛盾，挽回唐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主要应当'以生人为主'来革新政治，既不应威之以怪，借助于天命鬼神的愚弄，也不可一味强调恢复儒家传统的礼乐刑政，强调强化封建的等级和专制主义的统治，否则，其后果将会是适得其反。"文章还指出，柳宗元依据自己"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对中唐政治的一些重大问题给予抨击和批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第一，反对宦官弄权；第二，反对藩镇割据；第三，主张刷新吏治；第四，主张均赋。孙昌武文指出，柳宗元在《贞符》里提出了一种以"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这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有创见的进步理论，客观上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人民历史作用的重视。孙昌武在《柳宗元传论》中也曾指出，柳宗元把自己的进步的历史观运用于观察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又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进步的思想政治主张：第一，他从"生人之意"的理论出发，有力地论证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进步历史作用，批驳维护分裂割据的各种反动观点，提出了制止藩镇割据，达到天下"理平"的要求；第二，他从满足"生人之意"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用人唯贤"的主张，强调改革吏治的重要性；第三，他从肯定"生人之意"的合理性出发，要求关怀民间疾苦，注意民生问题，保证人民起码的生存条件。鲍叔后文认为，"柳宗元政治思想也是以仁义为核心"，"是一个尧舜孔子之道的忠诚信徒"，但他"又不为儒家思想所桎梏，从现实需要出发，对儒家思想有所取舍，对其他学派思想有所吸收，这就形成了柳宗元政治思想的全部内容。柳宗元把这种思想叫作'大中'或'中道'"，"大中之道是'时其时'的儒家之道"。

            另外，刘光裕、杨慧文的《柳宗元新传》也肯定了柳宗元的以民为本、维护国家统一等进步的政治思想。

            柳宗元的世界观和与儒释之关系  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柳宗元世界观本质的讨论，人们分别持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