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艺术造境和艺术手法 探讨唐五代词意境及其造境的艺术手法的文章主要有：杨海明的《"词境"：向着抒情的深度开掘--论晚唐五代的"词代诗兴"》、《唐宋词中的"言理"和"理趣"》、龙建国的《论唐宋词情理冲突的艺术精神》、邓经海的《艳情的再现与表现--唐宋词情感表达技法举隅》、何风奇的《论唐宋词意境的模糊体验》、《唐宋词情境交融散论》、曹旭译的《天上人间--词的时空表现》、萧延恕的《深婉隐曲，含蓄蕴藉--唐宋词语言特色之一》、张志强的《唐宋词的语言范式和表情艺术》、吴惠娟的《略论唐宋词的情感表达形式与符号》、苗菁的《唐宋词抒情手法》等。
词风与社会文化之关系 从八十年代开始，学界由于受"文化热"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少从文化学角度研究唐五代词的成果，刘尊明还用这种方法写出了博士学位论文《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该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侧重于唐五代词与文化关系作历时性的观照，即从社会文化的流动进程中来考察和描述唐五代词的产生及其演变轨迹。认为词的产生，一是音乐对新型歌辞的要求，二是隋末骄奢放逸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这种娱乐消遣的增长。初唐文化是一种开放、外倾、事功、热烈的"唐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与之不相谐的歌辞艺术的发展。中晚唐及五代则向内倾、世俗、享乐、感伤的"宋型"文化演变，这种文化适合以娱乐抒情为主要功能的歌辞艺术发展。中篇侧重于从不同文化层面或文化空间对唐五代词及其发展史作共时性考察。分别论析了唐五代词如何在音乐文化、民间文化、宫廷文化、城市文化这数种文化空间的产生和发展。下篇主要从文化传统和文化构成方面对唐五代词及其发展史作共时性审视，认为儒、佛、道三种文化对唐五代词的创作和发展起了不同的作用，质言之，唐五代词的发展及其艺术品性的形成与儒家文化传统和美学规范形成某些悖反现象，而佛、道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唐五代词的发展给予了推动和影响。其后来发表的《晚唐五代词发展兴盛的文化观照》、《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论唐五代词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关系》、《论唐五代词与儒家文化的冲突》等系列论文均从其博士论文中析出。其中《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一文认为道教音乐在唐代随道教进入宫廷，与隋唐燕乐融为一体。这些道教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巫觋乐舞与清商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音乐、民间音乐、民间俗乐与宫廷燕乐等多种营养，在进一步渗入法曲与教坊曲后，又重新流入民间，从而为唐五代的宗教阶层和世俗社会"依调填词"奉献了一批优秀的艺术歌曲。道教音乐的世俗化及其歌辞创作也对唐五代词产生影响。唐代女冠兴盛，那些具高妙音乐伎艺的"退宫嫔御"或"内妓"在沦为女冠后，一方面将"宫中歌舞"和教坊乐曲带入道观，另一方面，也对道教传统的《步虚声》给予发展和创新，使道教音乐染上浓艳世俗的情调。唐五代词中的道教歌词在艺术表现上更讲究描写与渲染，语言稍显彩绘藻饰，诗风也较为清绮婉丽。作者认为，道教对文人词在艺术表现上的影响主要有："神奇绚烂的道教故事传说或仙道境界有力地刺激了词人想象力的发挥，酿造出奇幻瑰丽的艺术氛围和美学境界"；"道教文化的浪漫世俗情调也给唐五代词涂抹上一层浓艳绮丽的色彩"；"道教文化清幽高雅的一面特征也给唐五代文人词增添了一份清新婉丽、空灵飘渺之美"。
其他学者也有一些类似的研究成果，如高国藩《敦煌曲子词与民间早婚风俗》、龙晦的《论敦煌曲子词所见之禅宗与净土宗》、杨海明的《试论唐宋词中的"南国情味"》、葛兆光的《瑶台梦与桃花词--论道教与晚唐五代文人词》、陶亚舒的《从前蜀文化的世俗化看前蜀诗词》、余恕诚的《晚唐五代词与商品经济》、李剑亮的《论唐宋词的实用功能及其与歌妓的关系》、彭功智、祁光禄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唐末北宋词的价值取向》、王晓骊的《逐弦管之音为侧艳之词--试论冶游之风对晚唐五代北宋词的影响》、韩云波的《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等。
其中，葛兆光文是本世纪较早对道教与唐五代词之关系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其写作目的在于指出道教曲调与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关系及唐代女冠生活与文人词创作的关系，还试图通过这两个关系的纠结缠绕来透视道教对于文人尤其是晚唐五代文人的心理状态集人生理想的影响，看看那种超越生命的追求与寻求享乐的欲念是怎样纠缠在文人心灵之中的。该文论析深细，其中许多线索和论断，对后来其他人的相关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作用。余恕诚的文也是一篇材料翔实，论证有力的文章。该文认为，词本来在初唐时即有一定数量的作品问世，题材也比较多样，但至少有百年左右未成大的气候。如果没有妓院歌楼的普遍需要，没有温庭筠这类才子与商业所浸泡的都市生活建立密切而特殊的联系，词大约只能作为乐府民歌的一种，而附属于五七言诗歌之下。他在晚唐五代迅速兴起，让"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改唱香艳的新词，温庭筠所代表的花间派的开辟，显然是关键的一部。这一步所以能够迈出，靠的是娼妓社会为诗歌中这种新品种提供了独特的繁衍场所。这时，就词与商业经济及都市生活的联系看，不仅与五七言诗有别，就是它自身在早期未曾被完全引进狭邪之时，也有不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仿佛是村姑变成了名妓。
第四节 《云谣集》和敦煌曲子词研究
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云谣集》及其他敦煌曲子词，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色彩。《云谣集》本身的辑录、校勘，和敦煌曲子词的汇集整理、理论，这些研究工作本身就是本世纪唐五代词研究的一大收获，而且随着敦煌曲子词研究的深入，也使词的起源、词与音乐之关系、民间词与文人词之关系等词学本体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所以本文下面在参考有关著述的基础上，对本世纪《云谣集》及其他敦煌曲子词的研究情况作简略的介绍。
一、《云谣集》的辑录和校勘
《云谣集》的辑录和校勘 《云谣集》在国内的最早发现，是在1909年。当时法国敦煌学家伯希和从法国寄给罗振玉一部分敦煌写本的照片，其中就有《云谣集杂曲子》，但罗氏并没有将之公布于世。
1912年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欧游时录得斯坦因部分敦煌写卷，大约在1919年到1920年间，他寄给王国维敦煌曲子词三首（即《凤归云》2首，《天仙子》1首），8个调名。王国维看到录文后，写有《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又撰《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同时，罗振玉在看到狩野所录文后，又函请伯希和抄寄斯坦因卷全文。1923年冬，伯希和从巴黎寄来《云谣集》写卷残本凡18首作品的胶片，罗氏始于次年（1924年）正月将之收入他编印的《敦煌零拾》中。这是国内的第一个《云谣集》的刻本。
又董康此间旅游伦敦，得录斯坦因所劫本（斯1441卷）归。此卷题曰《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然写本残缺，仅存18首。朱祖谋得董康所贻伦敦本，复取伯氏寄于罗振玉本参校之，于1924年刻入《彊村丛书》。这是国内的又一个《云谣集》的早期刻本。
然而，罗本和朱本均仅18首。稍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半农）游学巴黎，得阅伯希和所劫敦煌写卷，抄录其中珍异者回国，于1930年汇刻为《敦煌掇琐》，其中亦有《云谣集》残卷（伯2838卷）及其他敦煌曲子。此卷亦题《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残存14首。
朱祖谋取刘抄巴黎本以校董抄伦敦本，除去开头《凤归云》2首重出外，余12首均为伦敦本所缺，二本缀合，正得30首之数。朱氏"大喜过望"，遂嘱龙沐勋与杨铁夫参校写定，欲补入《彊村丛书》。适逢淞沪战火，而朱亦旋即去世。故延至1933年，龙沐勋辑《彊村遗书》，方将《云谣集》两个残卷合刻为一本，以完成朱氏遗愿。这是国内的第一个《云谣集》的足本，在《云谣集》研究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此后，直至四十年代，又有郑振铎的《世界文库》本，冒广生的《新斠云谣集杂曲子》本、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本等出现。王重民则在这一期间完成了他的《敦煌曲子词集》的校辑工作，其中的中卷即为《云谣集》。
五十年代以后，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正式面世，任二北先后编著的《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饶宗颐编《敦煌曲》等，均将《云谣集》完整收入。而俞平伯的《读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札记》、张次青的《敦煌曲校臆补》、蒋礼鸿的《敦煌词校议》、孙其芳的《云谣集杂曲子校注》、唐圭璋的《读词三记·"军帖书名年复年"》等，对《云谣集》或其中部分词作进行校勘和注释，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云谣集》诸问题的讨论和考证 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学界都是在做《云谣集》版本、文字的校勘、考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