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但是，由于各人的角度不同，学力有别，不少学者在从事校勘、注释时又难以看到原卷或原卷照片，所以人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不仅《云谣集》的写作时间、存词首数以及每词的句读、分片、字数之类如此，而且连敦煌所出《云谣集》写卷究竟有几个，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对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的讨论情况进行介绍。
首先是《云谣集》的写作时代问题。严格说来，它应包括创调时代、作辞时代、选集时代和写本时代四个方面，但是早期治《云谣集》的学者往往混而论之。关于写卷的时代，斯卷不可考，唯伯卷写在僖宗中和四年（884）《破除历》背后，其同面上文所写者为金山天子之《杂斋文式》。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据此考证说："金山天子与朱梁一代相始终，故可视为梁唐间写本。"任二北《敦煌曲初探》虽然也同意将写卷时代定在朱梁末季即公元922年以前，但又认为按一般写卷常情，写正面与写背面未必相差三四十年之久（884－922），如此定断，"未免谨慎太过，有待续讨"，他认为写卷时代犹有向前推早的可能。至于选集的时代与创作时代，诸家所考也是歧异纷呈。王重民在考证写卷时代"为梁唐间"之后，接着推论道："则其著作与选辑时代，应在唐末。"舍之在《历代词选集叙录·云谣集》则通过对集中具体作品有关史实的考证来推断写卷的时代。他指出集内《内家娇》"两眼如刀"一首，又载伯3251卷，题曰"御制林钟乔（商）内家乔（娇）"，又据斯2607卷所载无调名御制曲子二首及无撰人《菩萨蛮》二首，证之《中朝故事》等书记载，以为皆唐昭宗乾宁三年驾幸华州时所作，由此认定"此二卷当为同时写卷"，写本中"凡称御制者殆皆昭宗作"，遂认为"《云谣集》必编成于昭宗朝，如以天复三年（昭宗最后纪年，公元903年--原注）计之，已早于《花间集》成书30年"。至于《云谣集》所收作品之创作时代，经过早期的王国维、龙沐勋、唐圭璋、任二北等人的考订，已能认定其中有20多首为盛唐作品。
其次是版本问题。现存敦煌《云谣集杂曲子》写卷全本乃是由分别从伦敦和巴黎抄回的两个残卷即斯1441卷与伯2838卷合并而成的。因为两个残卷合起来，正好与原卷多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相符，所以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都认为斯、伯二卷同出一本。直到五十年代，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始提出怀疑。八十年代，任氏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更作出详细的考证，认为罗振玉、朱祖谋二本即斯、伯二卷"源同流异，决非一本"。但是任氏并未看到原卷或原卷之胶片，其所持之证据多出自从罗振玉、朱祖谋刊本，所以影响不大。饶宗颐在《敦煌曲》中曾明确反对任氏的"二本"说，指出"《敦煌曲初探》强调法京有《云谣集》二本，非是"。
另外，自朱祖谋以后一般学者都认为《云谣集》全卷共三十首，今本即全本。但是，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歌辞总编》中先后提出异议，认为今本行世者非即原本"全书"之"复行于世"，而且他说今本共三十三首，而非三十首。对于任氏此说，学界也多有争议。
张锡厚的《论云谣集的时代及其他》对《云谣集》的整理和刊布过程细加剖析，并介绍了唐人写本原卷之外的十八家整理本。又列举关于《云谣集》写作时代的各种争论，是了解《云谣集》研究状况的一篇重要论文。
《云谣集》评价 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人对《云谣集》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朱祖谋曾为之"大喜过望"，并赞"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中椎轮大辂"。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也认为"是诚千载不传之秘籍，而研究词学之大幸"。综合本世纪诸家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肯定了《云谣集》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第一，《云谣集》的发现和考订，解决了词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以南问题。它首先打破了《花间集》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词集的传统定论，而位居于《花间集》之前。其次，它为词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学界逐渐接受盛唐时期民间词已经盛行，近体诗与曲子词早就分道扬镳，无有先后之承继关系，令词与慢调同起源于盛唐等新的词学观点。
第二 ，填补了一段重要的词史空白。传统的词学多研究文人创作，少有人关注民间作品。《云谣集》展示了一个与《花间集》、《尊前集》不尽相同的新的词学面貌，反映了早期民间词所特有的思想感情与艺术风格。龙沐勋在《中国韵文史》中指出《云谣集》中"大率皆普遍情感，为当时民众所易了解之歌曲"。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则谓："此集所收，亦自开元以来里巷之曲，所写范围与盛唐诗人所写征戍、闺怨一类相同。虽有俚俗之作，然亦有艳丽深厚之作，足与《花间》抗行。"对于《云谣集》的艺术，虽然有人认为"语颇质俚"（王国维《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中语），"少含蓄之趣"，"为初期作品技术未臻精巧之证"。但多数学者持论较为客观、辨证。如唐圭璋从调与题合、令慢词兼有、单双叠并行、字数不定、平仄不拘、韵脚不限、平仄通叶、用方言、叙事等方面归纳描述了《云谣集》所反映的唐代民间词的一般形式特征。郑振铎在《云谣集杂曲子跋》盛赞道："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这个发见，是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的传统的迷障的。"张锡厚《论〈云谣集〉的时代及其他》一文则从"内容之新"、"情感之真"、"意境之美"、"构思之巧"四个方面分析了《云谣集》风格的"尖新"，以及表现形式，语言运用的特点。
二、敦煌曲子词的整理与研究
在敦煌写卷中，除了《云谣集》，人们还发现了其他的曲子词。本文下面主要介绍学界对这部分曲子词的整理以及对敦煌曲子词进行综合探讨的情况。
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和汇录 最早对敦煌曲子词进行介绍和辑录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1913年作《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写卷《望江南》2首、《菩萨蛮》1首共3首曲子词的情况。1920年，他又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上，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首次刊布此三首"唐人词"（ 《望江南》被王氏误题为《西江月》）的原文。1924年，罗振玉在他编印的《敦煌零拾》中又收录了《鱼歌子》、《长相思》、《鹊踏枝》"小曲三种"及"俚曲三种"、"佛曲三种"。1925年，刘复将其从巴黎伯希和处所抄录部分敦煌文献汇刻为《敦煌掇琐》，其中除了《云谣集杂曲子》尚收有其它敦煌曲子词。
三四十年代从事敦煌曲子词辑录整理的学者就更多了。如周泳先于1935年编《敦煌词掇》，收录当时国内所能见到的敦煌曲子词共21首。这是对《云谣集》之外其它零散的敦煌曲子词所做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汇辑校勘工作。
五十年代是敦煌曲子词整理的黄金时期。1950年王重民所编的《敦煌曲子词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又修订再版。该书分三卷，上卷所收皆为长短句曲子词，共108首；中卷为《云谣集杂曲子》30首；下卷所收为大曲词，共24首。这是第一部收录较多、校勘谨严的敦煌曲子词集，可谓是当时国内外敦煌曲子词整理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是研究敦煌曲子词极为重要的资料。
1955年，任二北出版了《敦煌曲校录》。该书也将所收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普通杂曲"，收录48调205首，又失调名22首，共计227首（其中《云谣集杂曲子》订为33首，其它作品194首）；第二类为"定格联章"，收录4调17套286首，又失调名1套12首，共计298首；第三类为"大曲"，收录5调5套共计20首。全书校录56调及失名10调总共545首作品，是对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的一个大规模的补充，而且该书将作品分为"杂曲"与"大曲"、"普通杂曲"与"定格联章"，也是对敦煌曲子词体式的研究的重大贡献。1972年后，任二北在《敦煌曲校录》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敦煌曲的辑录，于1984年完成《敦煌歌辞总编》。该书共分七卷，收录作品1221首，尽管其中不都是"曲子词"，但也堪称是本世纪搜罗最为广泛、数量最大的敦煌曲子词的宝库，为敦煌曲子词的进一步甄选、考辨和汇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张璋、黄畲编的《全唐五代词》卷七为"敦煌词"专卷，共收录494首作品，其中除《云谣集》外收有其它敦煌曲子词464首。九十年代初期，"全唐五代词"的重编被列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由中华书局约请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等四人合作编纂，现已完成，交中华书局付印。这部新编《全唐五代词》分"正编"和"副编"两部分收录敦煌曲子词，正编收录199首，为性质较为明确的敦煌曲子词作品；副编收录434首，为存疑待考的敦煌曲子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