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这是霍小玉这个艺术形象所孕含的独特的情感力量、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文章认为，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是一种命运悲剧，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因为莺莺不像霍小玉那样卑微，但"偏偏碰上了负心薄幸的张生"。莺莺被遗弃后的诗作，流露了对张生忍情弃置的不胜幽怨，而那幽怨又更多地消融在感伤的怀念和深情的善良里。它"不绝如缕地回响于人类永恒的精神王国"。郝在今文较有份量，它指出，通过对唐代小说的读解阐释，不难看出唐代爱情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开放的两性关系，严格的婚姻制度，多元的爱情观念。这三大特色交织缠绕，使唐代爱情文化凸现着觉醒与追求的时代精神，呈现出奇异与多变的绚丽色彩。徐素风文认为，狎妓艳遇故事古已有之，但真正对于下层女子寄寓深切同情，写其外在美、更写其人格独立的，实始于中唐以后蔚为大观的爱情传奇。论文从爱情传奇的主人公、她们对待婚恋的情感尺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切入，阐发了中唐后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上市民意识的萌发。詹丹文则从另一角度探讨了中唐爱情传奇的价值，它指出，唐传奇中的仙妓合流倾向构成了一种新女性的艺术形象，还使文人与仙妓的悲欢离合形成了一种高格调的悲剧性。仙妓合流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上的意义，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不朽观。《李章武传》等一些爱情传奇则向世人表明了，如果世上确有不死不朽的神灵在轮回的话，那么这神灵就是爱情，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对爱情的执著，才把神灵引向了不灭不朽的境界，于是仙妓合流的现象，在一些貌似宗教的故事里，有着永恒和情感的统一，有着最深沉的"情执"内容。因而，该文最后得出结论说："从汉儒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到明冯梦龙的'情为理之维'，前后的位置正好互换。而在这一转换中，唐代文人仙妓合流的爱情传奇创作，构成了承上启下最关键的一环。"程国赋文首先介绍了唐代二十五部婚恋小说在后世的嬗变情况，然后探讨了唐代婚恋小说多洋溢着相当新鲜、自由的爱情文化信息的原因，并分析了它们在后代的嬗变规律及其原因。朱迪光文总结了唐传奇爱情婚姻作品的四种模式：一是书生落第或出游，遇上对象之亲友或对象本人，屡经磨难而成夫妻；二是书生进京应试，路遇对象或通过媒介人物介绍而结识对象，权威反对，终于离散，或得到权威认可而成夫妻；三是书生于对象原有亲戚关系，青梅竹马，原有婚姻之议，后有改变，经磨难终成眷属；四是某书生遇上他人貌美之妻或妾，奋力追求得以欢会，结局不好。作者认为，上述模式中一、三类以传奇事为主，二、四类以传奇情为主，而"传奇事与奇情正是唐传奇的主要特征"。文章最后还就四种模式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分析。

            八十年代以后专论豪侠、侠义小说的文章则主要有：王汝涛的《论唐代的豪侠小说》、罗立群的《论唐代武侠小说》、陈平原的《江湖仗剑远行游――唐宋传奇中的侠》、褚荣昌的《唐代游侠小说简评》、刘荫柏的《唐代武侠小说与社会生活、文化思想之关系》、路云亭的《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陈文新的《唐人传奇中豪侠形象的演变》、李钊平的《唐豪侠传奇女性观刍议》等。

            其中，王汝涛文将《太平广记》"豪侠"类中20篇唐代小说和《酉阳杂俎》"盗侠"部中的另五篇合而论之，认为它们"乃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最早一批描写此类题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后代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武侠小说不祧之祖"。文章还分析了此类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对其内容作了分类和评价，探讨了其中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生活及其对后代小说的影响。陈平原文在侠的特征演变的阐释中，对晚唐游侠小说在形式上的定型意义进行了细密的论证。作者指出："从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到晚唐传奇中豪侠小说的崛起，在这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侠客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依其表现形式及创作思想，大略可分为以《史记·游侠列传》为代表的实录阶段（两汉），以游侠诗为代表的抒情阶段（魏晋至盛唐）和以豪侠小说为代表的幻设阶段（中晚唐）。"文章接着分析了各阶段侠客形象的特征，还从发生学的角度演绎了中晚唐侠客行侠的几种动机类型，展现了侠士的刺客化历程，总结了唐宋传奇对侠态度的异同及文化原因。刘荫柏文认为，唐初国力强盛，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因而产生的传奇作品都较温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相互间明争暗斗，她们各自蓄养武士，或谋杀，或自卫，刺客侠士成了军阀残杀异己、争权夺利的工具，使得唐初被政府镇压下去的游侠之风重新兴起。此外，长期处于兵、匪、官绅压迫下的人民不满现实，或寄希望于游侠，幻想靠游侠的神奇本领铲除邪恶势力，伸张正义，这就是晚唐游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土壤。人民对本民族源远流长的武术的高度自信和崇拜，而自然把游侠赖以行侠的武功夸张到超凡的地步。释道思想的影响熏陶，促使侠客行为变得异常诡秘。这是晚唐游侠小说兴盛的思想基础。

            此时涉及唐代神仙、鬼怪小说的文章则有：杨棣的《简论唐代狐精题材小说》、邓裕华的《略论神话传说对唐传奇的影响》、李献芳的《浅谈唐代神仙小说》、陈节的《唐传奇中人神恋现象的思考》、段塔丽的《唐代狐狸精迷信盛行原因初探》、纪德君的《从神仙小说看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等。其中，段塔丽文分析了唐代狐狸精故事、传说的特点及其与西域胡人的关系，认为唐代狐狸精迷信之盛行，是以曲折的方式反映出唐朝与西域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西域胡人与汉民族相互交往，互通婚姻、互相融合的密切关系。

            还有一些文章论及唐代的商贾题材、宗教题材小说，如杜贵晨的《论隋唐佛教小说》、胥洪泉的《论道教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陈辽的《唐代小说与道教》、路云亭的《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赵维江的《论唐代小说中商贾描写的文化意蕴》、《论唐代商贾题材小说的道德意识》、申载春的《道教与唐传奇》、张松辉的《道教与唐传奇》、张跃生的《佛教文化与唐代传奇小说》等。其中申载春文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论述了唐代道教对传奇小说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兴盛期的唐代道教对标志文体独立的唐传奇的影响，已与前唐志怪小说不同，表现为一种深层积淀。文章主要从唐传奇的结构处理、人物塑造及环境的时空把握等三方面论述了道教对唐传奇的影响。

            二、唐代小说艺术综论

            唐代小说艺术精湛，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界逐渐摒弃了过去笼统分析唐代小说艺术成就的研究方法，开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深入分析唐代小说独特的艺术。

            如徐士年的《试说唐人小说的细节描写的特色》、唐富龄的《文言小说肖像描写浅议》、康纲联的《唐传奇情节结构安排的结构艺术》、刘宏的《略论唐代小说的景物描写》、张宝坤的《唐代传奇的美学成就论略》、陈文新的《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董乃斌的《从史的政事纪要式到小说细节化――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叙事方式与结构的新变》、杨义的《唐代传奇的诗韵乐趣》、孙永如的《唐代文士的史学意识与小说的历史化》、陈桥生的《唐传奇叙事模式的演变》、王明煊的《论唐传奇的时间结构》、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整体观照》等。

            其中，董乃斌前文认为，从历史到小说，就内容而言，是经历了一个由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的转变。唐人传奇首先大大降低自己描述对象的社会层次，把笔触伸向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凡人小事。这是小说文体能够取得独立地位的关键性的一步。由这一步开始，唐传奇才能获得更丰富多彩的题材，才有可能汲取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情节、生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声口各异的人物语言。

            程国赋文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研究了唐代传奇小说。文章在对唐代小说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用"实录"、"寓言"、"传闻"三个术语，概括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三种创作方法。文章认为，三种创作手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情节的虚与实的关系的处理上，文章还分析了唐人小说运用三种创作方法所反映出的几个特点：一是"在对小说创作虚实关系的问题上，唐代小说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二是唐代小说"强调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三是"将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为一体"。

            陈桥生文认为，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演进和新变中，唐传奇作出了它们自己自觉锐意的探索。其叙事模式由故事中心向情节中心向人物中心的逻辑衍进，标志着小说文体的走向独立和成熟。

            另外，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两书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论及唐代小说的艺术。如董乃斌著第五章从"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的转化"、"创造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语调的多样和谐谑化"等四个方面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独立的问题，第六章则从"形象塑造的突破"、"戏剧因素的介入"、"唐传奇艺术特色补说"等三个方面论析了唐传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