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作者还分析了"古镜"的意义溯源与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世界观。

            后来诸多小说史著作也分析了《古镜记》的内容和形式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大多不太深入，少有新意。至于专论《古镜记》思想和艺术的论文更是寥寥。

            二、张鷟及其《游仙窟》

            本世纪学界对张鷟的《游仙窟》兴趣很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篇作品曾长时期失传，直到本世纪初才又从日本抄回。

            该书最初是清末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抄录到的，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正式讲到这篇作品，才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更是认为"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篇特别的作品"。后来，章川岛将鲁迅收藏的《游仙窟抄》刻本整理标点出来，由鲁迅校阅并作序，于1929年交由北新书局公开出版。

            同年，谢六逸翻译发表了日本学者山田孝雄的《游仙窟解题》。该文介绍了《游仙窟》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和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作者认为该书可能是在大宝时充当遣唐使少录的山上忆良带回日本的，似为奈良朝文人所爱读。日本人编《和名类聚抄》，即以本书的训为典据，引用多达十四条。当时人们还将之和《尔雅》、《说文》、《广韵》、《玉篇》、《诗经》、《礼记》、《史记》、《汉书》、《白虎通》、《山海经》等为伍，相提并论，或被用为"谣物"。而且，该书对探讨日本文学的源头、日本国语学史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同时刊出的郑振铎的《关于游仙窟》则强调了这篇作品的诸多特别之处。他认为，《游仙窟》是对偶体小说的祖先，"读了《莺莺传》、《燕山外史》之后，我们才知道《游仙窟》的势力是如何的伟大。""《游仙窟》虽没有《莺莺传》那么婉转曲折，却胜过《燕山外史》的笨重不灵活"，它"虽用的是最不适宜于写小说的古典文体，有的地方却居然写得十分清秀超脱，逸趣横生"。作者还指出，其文中之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五七言杂用，"这种韵语之体，也许是菩萨蛮等诸词调的先声，也许竟是依据了当时流行着的词调或新的歌辞而写的。"第二是咏物诗的隽妙。其中的咏物诗，几乎没有一首不好。虽浅露，却隽美；虽粗疏，却富于情致；虽若无多大意味，却往往是蕴蓄着很巧妙的双关之意。《游仙窟》之所以能大行于时，流传日本，"大约也必由于他的文字能够运用俗文学的体制，能够通俗之故。"

            三十年代高庆丰发表的《游仙窟引》则论及张文成撰写此篇的动机、《游仙窟》与日本文学之关系、《游仙窟》之取材及其评价。他不太赞成日本学者幸田露伴所提出的"张文成与武则天有奸"而撰此书之说。他认为，"张文成乃系色迷之说，或须有之"，但文中所写之事乃幻想而已；《游仙窟》虽为唐时之作，而为南方之文学，不是北方文学。其取材自传奇神话，"辞句更象征南方文学之特殊"。作者对这篇作品的总体评价是："词尚浮艳不事敦厚，少理志，不尽人情。此其事纪之申述。但其中男女之对话多有惊人绝处，因人观之起无限思忆，身心若陷入男女热情。但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估价，总算非常值得。"

            四十年代，学界开始对作者张鷟的生平作进一步的探究。其中容肇祖的《唐张鷟事迹考》对张鷟一生的重要行事和创作进行了考述。他认为张鷟约生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约卒于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20年），年七十三。他还认为，《游仙窟》"大约是鷟的纪实的文章"，"大约是张鷟在弱冠后不久时艳遇的纪实"，但不是和武则天有奸而作。

            五六十年代，出版了方诗铭校注的《游仙窟》，这是据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元禄刻本标点重印的，改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一些注释。此时专论《游仙窟》的文章主要有方诗铭的《漫谈〈游仙窟〉》、川岛的《记重印〈游仙窟〉》、刘开荣的《从〈游仙窟〉说到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等。其中前两篇文章仍然主要介绍了《游仙窟》在日本的流传、传入国内的情况及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刘开荣文则另辟蹊径，认为《游仙窟》不是一篇传奇小说，而是一篇以贵族地主官僚市民为对象的供说唱或演唱的"变文体"作品。《游仙窟》中的"俳谐"、"调语"与中国古老的"说话"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它可以"使中国民间各种乐艺发展的道路，从唐以前到宋代，更加显得清晰而明确"。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仍然保持着对张鷟及其《游仙窟》的研究兴趣。倪墨炎的《〈游仙窟〉的回归与出版》是一篇详细介绍《游仙窟》从日本抄回以及在国内整理出版情况的文章，文中强调了鲁迅在介绍和研究这部作品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张鸿勋的《〈游仙窟〉与敦煌民间文学》视角和前述刘开荣文相近，论述更为细入。何满子的《中国古代小说发轫的代表作家――张鷟》则较为详细地介绍张鷟的生平及其文学成就尤其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1989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又重印了川岛校、鲁迅作序的《游仙窟》，说明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热情仍未大减。

            同时，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小说史、文学史也一改五六十年代的同类著作或一笔带过、或对之贬抑的态度，对张鷟的《游仙窟》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著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就指出："《游仙窟》的艺术特色是在于将作者与崔十娘及其五嫂的交往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写得极为具体生动。其语言的总体特征是浅显通俗，并特意用了不少诙谐幽默、民间气息很浓的妙语，从而使整篇作品极富情趣。"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也认为；"《游仙窟》以它描写当代文人狭邪生活的内容与特殊的表现方法，以及以它的故事的完整，艺术上的纯熟，说明了初盛唐时传奇的成就，从而确立了它在初期传奇史上的地位。"

            三、《李娃传》研究

            白行简的《李娃传》艺术成就很高，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本世纪的《李娃传》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下面在参考程国赋《〈李娃传〉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李娃传》的创作动机  本世纪学界对白行简创作《李娃传》的动机，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李娃传》是牛李党争的产物。此说为宋刘克庄首倡。近现代学者中也有人持此说。如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中论"作者白行简的身世和创作《李娃传》的立场与态度"时就认为，白行简之兄白居易属于牛党集团，遭到李党陷害，被贬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具有极大的损害性"，白行简"在愤懑之余，把在民间流行的故事，写成小说"。

            第二种看法是卞孝萱提出的。他在《〈李娃传〉新探》中，首先辨析了刘开荣等学者提出的《李娃传》是牛李党争产物的观点，认为《李娃传》的创作不符合牛李党争初期的史实，然后对唐代的政治、社会状况和白氏家史的分析，认为"白行简针对德宗滥封三个节度使的媵妾为国夫人，坏国法，伤名教的现实，怀着对胞兄白居易被诬为'甚伤名教'，一贬再贬的愤慨，撰《汧国夫人传》（《李娃传》）讽刺名教的虚伪。"

            第三种看法认为《李娃传》的写作并无深意。如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就认为白行简是在听别人讲述李娃故事后，在李公佐的支持鼓励下写作成文的。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白行简是根据民间说唱故事"一枝花话"加工改写的。

            《李娃传》的写作时间  一般的学者据《李娃传》结尾所云"乙亥岁"，认为此传作于贞元十一年。但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对此表示怀疑："从形式上内容上看都不可能是贞元年间的作品"，然他未能考出确切的写作时间。

            本世纪影响较大的两种看法是戴望舒的"贞元二十一年"说和卞孝萱的"元和十四年"说。

            戴望舒在《小说戏曲论集·读〈李娃传〉》中认为，《李娃传》不可能是贞元十一年的作品，他提出了两条证据：第一，"因为那时以古文笔法写小说的风气尚未大开"；第二，当时，"白行简和其兄白居易丁父忧，居丧于襄阳，决无认识那鼓励他写小说的李公佐的可能。"因此，他认为"乙亥"是"乙酉"之误，即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的八月初。

            卞孝萱在《校订〈李娃传〉的标题和写作年代》中从两个方面对戴说提出了质疑：首先，戴所说的"贞元二十一年"，白行简职务为秘书省校书郎，与白行简撰"传"时的职务不符；其次，贞元二十一年，白行简并无与李公佐在长安相晤的可能。他提出了"元和十四年"之说。元和十四年，白行简的职务与"传"中所述白行简的职务相符，同时也可能与李公佐在长安相晤。"乙亥"当为"己亥"之误。

            但后出的李宗为的《唐人传奇》赞同戴说，否定卞说。他指出，《李娃传》开头一段文字"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之传述"为《异闻集》作者陈瀚所加，"卞孝萱先生根据陈瀚妄加之言来考订原作的创作年代，适是为之引入歧途。